photo 西村玲從事研究的房間,目前作為父親寢室。書架上留著大量資料=攝於3月15日(小宮山亮磨)

  西村玲開始自責,心理狀態也跟著病了。她在2015年11月6日的日記如下。

  〈自己因為快要生病了而決定離婚,不過對方卻不答應。我承認自己為了尋求安定被蒙蔽了雙眼,卻又不想承認。〉

  〈想要擁有家人、孩子、安定、伴侶。想要人生從頭來過。......不過,那是最危險的。情況只會越來越糟。所以要先維持現狀。這麼做是為了活下去。〉

  〈如果問題能奇蹟似地獲得解決,現在會變得如何呢?我想應該是一股腦地從事研究吧。〉

  12月7日

  〈與父母一起喝茶吃飯,再幸福不過了。然而那份幸福卻被自己給摧毀了。已經無法挽回了。〉

  2016年1月7日

  〈其實想活下去。但又該怎麼做呢?想要繼續神采奕奕地跟大家笑著活著。然而也太辛苦了。〉

  最終,西村還是讓丈夫在離婚書上簽了字,並於2月2日提交給市工所。當天晚上,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。「我想已經沒有未來了」,留給父母的遺書當中,寫下了這樣的字句。

  現年81歲的父親透露:「時下的大學追求的並非才智,而是好用的勞力。玲意識到了這一點。」

  日本政府在1990年代推動「研究所重點化」後,研究生人數進而遽增。然而,大學教職員的職缺並無隨之增加,導致文科研究者陷入嚴峻的處境。首都圈大學約聘講師工會的高層表示:「一旦開始修習博士課程,等同踏上破滅之途。人材棄如敝屣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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